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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蒋宋美龄

    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乃是传道家庭,双亲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从小就上主日学,参加主日聚会,以及每天的家庭礼拜。有时我心中极不高兴那样勉强坐着听那冗长的讲道,然而就在不知不觉中,倒吸收了不少主的道理。甚至我和蒋先生结婚之后,我实际上还没有重生。在知识上我相信基督的神性,我也相信耶稣到世上来救赎罪人;但这对我个人并无大关系。虽然他是为我死,也是为全世界的人死,这事实在我身上并无特殊意义。至于罪吗,人人都是罪人,我决不会比一般人更坏啊!

     

    第一次灵性的转机

     

      我母亲对主的关系并不这样,她的生活与上帝极其亲近,她常花好几个钟头来祷告,与主交通。那时,我们每逢遭遇困难,总是找她替我们祷告。

     

      母亲的死对她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对我的打击也许最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我对她的倚赖程度是超过我自己所知道的。

     

      那时,蒋先生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之外,又加上一个负担,就是剿灭那时在国内的内乱。同时,黄河泛滥成灾,大批人民遭遇饥荒的威胁。多年以来,我和蒋先生密切同工,以达到他的目的——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中国。这时,许多的困难叫我心灰意冷,几濒于绝望,而母亲却已不在世间,不能天天为我们祈祷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能向谁求援呢?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这是我第一次的灵性转机。

     

      在蒋先生与我结婚以前,他曾答应我母亲要查考圣经,后来他果然忠实践守这诺言。这在我母亲临终以前,她带领了蒋先生正式归主。后来他每天仍然自行查考圣经,想要明白旧约中复杂繁奥的真理,这是一件颇为烦难的工作,因为难得有几则圣经历史,是一个不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的人所能领会欣赏的。当我看到他这样在困难中努力查考的时候,我晓得我应该帮助他,像我母亲一向所作的一样。

     

      我从前在美国卫尔斯理大学读书时候,曾选修过一门「旧约历史」课程。于是我就利用我的旧笔记旧课本,开始每天同他有一段查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这个习惯。每天早上六时半我们一起祷告、读经,并讨论彼此的心得。每晚就寝前,我们也在一起祷告。

     

    女子护卫男子

     

      一九三六年,蒋先生在西安被部属劫持。那时,事实证明了这一个每日早晨的灵修习惯,是一块支持并供给他力量的盘石。虽然处于可怖的精神痛苦之下,随时有丧生的可能,又因身体在蒙难时跌伤,但他在那段被劫持期间,心灵上却是十分平安。劫持他的人把他幽禁十日之久,不让他向外通消息。那时,举世震惊,全国人民要求劫持他的人即刻将他平安地释回。

     

      后来,我终于设法得以搭飞机到西安,随伴在他的身旁。当劫持他的人允许我会见他的时候,他惊讶得就像见了鬼魂一般。当他镇静下来以后,他给我看一节圣经,是他当天早晨读到的:「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耶利米书卅一章廿二节)无怪乎他与我两人这样笃信不渝,直到今日!

     

     

     

    神的托付

     

      一九四九年,国内形势转变,我到达台湾以后不久,便觉得神呼召我组织一个祈祷的团体。当时,我对这件事十分胆寒。我觉得十分不自在,竭力想逃避这个责任。我害怕我的朋友会认为我过分虔诚,就像我以前对母亲的看法一样。我们多数的人都能很自然地表露我们对家人或朋友的爱,并不缄默;但却最不愿意别人知道我们对基督的忠诚,这岂非怪事!事实如此,我们爱他的心也就渐渐冷淡了。因为惟有一再坚认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保持活的爱心。

     

      于是,我就邀请了五位朋友到我的新居里来,她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告诉他们,从那天起我希望有一个祈祷会。我提起耶稣基督的应许说,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他们中间。如果她们同意,我们就可以一同为中国和世界的命运祈祷。

     

    中华妇女祈祷会

     

      从那时起,我们就在每星期三下午举行祈祷会,五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最初的时候,我们必须克服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开始时大家都很害羞,我们中间有些人从来没有在公众中出声祈祷过,一向很熟的朋友,在神面前突然陌生起来。但神终于负责带领了这个聚会,赐圣灵真正的与我们同在,不时充满了整个房间。

     

      每年复活节,我们的祈祷会都举行受难节崇拜,由台电广播。我们着重说明耶稣钉死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当时除了羞愤自缢的加略人犹大之外,使徒们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属灵伟人,并具有惊人的领导能力。他们虽然饱受逼迫苦害,却在到处宣传福音,为公义的国度争战。他们这批极少数的基督徒,不单没有像一群无牧人的迷羊四处流散,反而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结不可力敌的团体,以致在可怕的压迫残害之下,他们竟然强过整个罗马帝国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地热心无所惧怕,而是一些胆怯、无生气、连所信的是什么也弄不清楚的基督徒?

     

      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基督在他工作期间,常常必须离开群众去与父上帝相交。他不但独自这样做,也带着他的门徒一同这样做。他是上帝的儿子,尚且需要靠着祈祷更新他的灵力,我们自然更需要祈祷—一同祈祷、出声祈祷,抱着迫切的热诚和愿望祈求上帝旨意的成就。

     

      每周的祷告会由我们各人轮流主领。聚会开始的时候,通常有二分钟默祷,接着唱几首大家所喜爱的赞美诗,然后由主领人读一段经文,并述她个人与这段经文有关系的属灵见证,再由大家公开讨论这个题目。之后,与会的人各提出代祷事项,特别为某事或某人代祷。我们很虔诚的跪下,有二三个人依次随圣灵引导开声祷告。我们并没有固定的程序,因为我们觉得,自发的精神与多样的变化更能引起我们的热心。然而,每此结束的时候,我们例必按着上帝的旨意为中国的前途和世界和平祈祷。

     

    经历圣灵的洗

     

      在最早的几次聚会中,有一次一位主领人请凡是经历过圣灵同在的人举起手来,那时我没有举手。一直到后来,我才认识了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事实经过如下:

     

      某日,我读主钉十字架的一段,当我读到一个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血和水从伤口流出来的时候,我停下来了。这件事我以前曾读过许多遍,从来不曾特别受感动,但这次我竟然哭了。那天,我第一次悟到他是为我受了这些伤痛。我哭了又哭,深深觉到自己的卑微不配。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是极大的忧伤与极大的舒畅同时交汇。我本来很少哭,因为我们从小就学习不流露自己的情感。但是那一次眼泪竟然如潮水一般的流出,使我无法抑制。同时,我心中感到轻快如释重负,觉得我的罪已被泪水冲洗净尽了。

     

      那次,我经历了圣灵的洗,从这天起,我就不单从头脑中相信,而是个人亲自与我的主结连。「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五章十七节)

     

    我的宗教观

     

      我的个性,不喜欢玄虚,而爱好实际,……世上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感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着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姊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

     

      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母亲那时虔诚的祈祷,是我幼年生活中最深刻的印象,她常常自闭于三楼的一间屋子里,举行祈祷,祈祷的时间很长,有时天没有亮就开始了。我们有什么难题要求解决,母亲一定对我们道:「让我去叩问上帝。」我们不能催促她立刻回答,因为叩询上帝,不是五分钟可得到效果的事情,一定要耐心等待上帝的启示。但奇怪的是,凡母亲祈祷上帝以求决定的任何事情,结果都是良好的。

     

      所以母亲谢世之后,我常常自己想,我的精神生活将渐渐成长了。说得更直接一些,我觉得上帝之所以召我母亲,为了要使她的儿女得以自立。当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常常以为我所应做或不应做的事情,母亲会替我祷告上帝,叩询上帝的。她虽坚持着我们必须自己祈祷,她不能做我们的居间人,然而我确信她有无数长时间的祷告,是专替我们举行的,或许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在我心中和宗教发生了联系,就使我怎样也没法子把它舍弃了。

     

      在我结束这个祈祷问题以前,我想告诉你们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一次教训。那时她已卧病在床,距离她去世的日子没有多久了。那时日本开始掠夺我国的东三省。这件事的详细情形,我们对母亲是保守着秘密的,有一天我恰好同她谈到日本威迫我们的急切,当时我激动得不能自制,突然高声喊了出来:

     

      「母亲,你的祈祷很有力量,为什么不祈求上帝,用地震或类此的灾祸惩罚日本呢?」她把脸转过了好一回,接着用严肃的目光,看着我:「当你祈祷,或求我替你祈祷的时候,切不要拿这种要求侮辱上帝,我们凡人尚且不应当有此存心,何况祈求上帝呢?」

     

      我所受的影响很深,我知道日本国民因政府对华行动的谬妄而受到苦痛的很多,所以,现在也能替日本国民祈祷了。

     

      过去七年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因此感到悲观。国家则内忧外患,交迫而来,最富饶的东北四省,给敌人夺了去,人民则饱受水旱灾荒,原应团结一致的军政领袖,却又常常发生纠纷。在私人方面呢,虔诚的慈母又与世长辞,这种痛心的遭遇,使我看到了人生的缺憾,以及人事的艰难。我们为国家努力,宛如杯水车薪,无济大事,我觉得人生在历史的洪流中,渺小得不啻沧海一粟。有时我自己对自己道:「国家果真强盛果真统一了,我们又怎样呢?天下事真没有一个止境的么?盛极必衰,一个国家到了繁荣的极端,一定就要下降!」(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丈夫说过)

     

      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他赖自我,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忧患,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直到慈母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大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是由于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初起也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觉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决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于是我方始明了,我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能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

     

      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人生实很简单,是我们把它弄得如此纷乱而复杂,中式旧式绘画,每幅只有一个主要题材,譬如花卉画轴,其中有一朵花是立体,其余不过衬托辅助而已。复杂的人生也是如此。那么人生的那朵花是什么呢?就我现在所觉悟的,那是上帝的意志。但需要绝对的虔诚与忠信,方有明白上帝意志的可能。如今政治生活充满着虚伪、策略和外交手腕,可是我深信这些并不是政治家的最有力武器,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只有忠诚和正直。

     

      总之,在我看来,宗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意义就是尽我心、我力、我意,以实行上帝的意志。……我信仰的上帝,他有无限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他的恩惠,简直会超出我们的想望和祈求。

     

    全文转载自<<圣经与中国文化>>

     

     

  • 以前的校友发来几首飞鸟集,放上去与大家分享
     
                       
        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       
       Life is given to us, we earn it by giving it.
     
                                   
        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        
       We come nearest to the great when we are great in humility.
                        
        群星不怕显得象萤火那样。                     
       The stars are not afraid to appear like fireflies.

      水里的游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 
        但是,人类却兼有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       
       The fish in the water is silent, the animal on the earth is noisy,
     the bird in the air is singing.
       But Man has in him the silence of the sea, the noise of the earth and
     the music of the air.
                       
        我说不出这心为什么那样默默地颓丧着。              
        是为了它那不曾要求,不曾知道,不曾记得的小小的需要。      
       I cannot tell why this heart languishes in silence.
       It is for small needs it never asks, or knows or remembers.
     
                      
        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                      
        是那最好的选择我。                       
       I cannot choose the best.
       The best chooses me.                
       

             是大地的泪点,使她的微笑保持着青春不谢。            
       It is the tears of the earth that keep here smiles in bloom.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n.

  •         在无良商家和无良媒体的共同推动下,我们度过了一个肉欲横流的情人节,明天是2月17日,那些欲火刚降的男女们会知道这是个什么日子吗?

            1979年2月17日,我国对越发动自卫反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动用20万人的兵力,在1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到3月16日为止,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军就牺牲了6900余人,伤14800余人。其中在2月17日和18日这两天,伤亡便达4000之众,后勤部门措施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许多人至今都还记得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描述的浴血场景,电影所宣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背后是无数士兵生命的代价。在这场八十年代的现代战争中,居然有许多士兵用血肉身躯滚地雷堵枪眼,怀抱炸药包炸碉堡,我们应该为这些军人舍身忘死英勇殉国而感动。然而时至今日,昔日媒体曾经不吝笔墨大事称颂的英雄们却不再有人提起了。

            抗战死的多半是国军,不提倒还理解,可是抗美援朝和对越反击战呢?为什么我们“英雄”的保质期就那么短呢?要不也建一座我们自己的“靖国神社” 吧——别让自己人也心寒了!

    引自——大门的开山见门

    马可读后感:我之所以引这篇文章,是因为我读后心里很凄凉,国家与政府遗忘了那些曾经“最可爱的人”。我成人后,知道生命与苦难对于我们这些脆弱的人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一向反对暴力,而军队是暴力的综合体,所以我不会去参军,更不会为政客们去买命,我更愿意呆在家里去陪心爱的妻子与孩子,去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 今天﹙2月14日﹚是「情人节」。究竟「情人节」的起源是怎样的呢﹖

    情人节起源并不是庆祝「有情人终成眷属」,一说是为了纪念公元3世纪基督徒Valentine殉道的事迹。当时罗马仍是反基督教的国家,不少基督徒受迫害。当时罗马君主革老丢二世禁止士兵婚嫁,Valentine不单不听从革老丢敬拜罗马神祗的命令,更秘密替未婚男女举行婚礼,因此他被捕,更于2月14日当天被送上绞架绞死。自14世纪,人们开始纪念这日子。

    传说他在临死前,给监狱长的女儿写了一封信,署名为「from your Valentine」,至今成为情人节名句。

    尽管情人节源起有许多不同版本,然而Valentine殉道事迹里带出的牺牲的爱,实在值得在这日子里更深默想。

    引自——朋友发来的信息

  •   随着姚文元在前些天去世,“四人帮”全部离开这个世界。

    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1223病亡。

    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10月刑满释放。

    作为《姚文元传》的作者,我正忙于接受海外媒体采访。

    “四人帮”在一九七六年的年龄分别为:江青,六十二岁;张春桥,五十九岁;姚文元,四十五岁;王洪文,四十一岁。倘若当时他们夺取政权,除了江青年纪稍大之外,都处于年富力强的年龄段。

    “四人帮”曾筹划着一旦大权在握,将作如下“分工”:

    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

    张春桥任国务院总理;

    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姚文元任全国政协主席。

    在这四人之中,江青是首领。但是,在四人之中,江青的职务并不最高,她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江青是***夫人,亦即“第一夫人”,所以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使她成为“四人帮”中的首领。

    在四人之中,职务最高的是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虽然职务最高,但是在“四人帮”之中,资历最浅,年纪最轻。

    “四人帮”中的“智囊人物”是张春桥。他是一位摇鹅毛扇的城府很深的人。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姚文元,人称“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在中国文坛上以“大批判”起家,进而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是一个“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宣传工作。

    “四人帮”中的四人,通常按王、张、江、姚为序,称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那是按职务高低为序排列的。

    实际上,“四人帮”是这样实行“四结合”的:

    江青的“旗子”;

    王洪文的“位子”;

    张春桥的“点子”;

    姚文元的“笔杆子”。

    “四人帮”的确切的“排名序列”应该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然而,在“四人帮”之中,善于出“点子”是张春桥。郭沫若称张春桥为“狗头军师张”,其实张春桥在“四人帮”之中不仅仅是“军师”,而是处于核心地位。他才是“四人帮”的灵魂!在“文革”末期,上海曾经有人提出要树立“张春桥思想”,其实这也是张春桥自己的意思——他要建立自己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倘若“四人帮”掌权,这“张春桥思想”便是他们执政的理论基础。

    说实在的,张春桥在江青面前,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但是打心底里,他并不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在张春桥看来,江青不过是个草包,如此而已。他处处“敬重”江青,全然因为她是“第一夫人”,她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两次“炮打张春桥”的危机中,都是这位“第一夫人”拉他一把,才使他脱离险境。

    至于姚文元,向来对张春桥言听计从。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在姚文元面前,他永远是“老上级”。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绣花枕头而已。此人胸无点墨,在张春桥掌握之中。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闹点别扭,毕竟畏惧张春桥三分。

    “四人帮”最初被称之为“反党集团”,这表明他们是中共党内的反对派。后来在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时,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一词是精确的法律名词:

    第一,以江青命名,表明江青是首领,而不是最初称之为“王张江姚‘四人帮’”,容易给人以王洪文是首领的误解;

    第二,指明性质是“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要受党纪处置,而“反革命集团”要受国法制裁。

    (转引自——叶永烈博客)